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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 /陳芳明

台灣的戰後歷史是依賴一次又一次的選舉而不斷改寫。不管自稱是統派或獨派,在 很大程度上都是經 過選舉的檢驗。尤其對於台獨運動者而言,無論是深綠的基本教 義派或淺綠的一般支持者,最後都無可避免被合法改革的選舉制 度收編。這當然是 非常奇特的歷史現象。放眼全世界的建國運動,在到達終極目標之前,都必須付出 慘 重代價。台灣的建國運動者,並沒有採取革命的、暴力的手段,反而是創造了極為溫和的、漸進改良式的選舉文化。所有的台獨運動 者,除了史明先生之外,幾 都高喊過激進革命的口號,最後卻都回到台灣參加西方民主式的選舉。

這種歷史的轉型,過程注定是特別緩慢,也就是採取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,達到民 主改革的目標。這 種策略,距離最初預定的建國目標當然還很遙遠。然而,既然不 願付出流血,也不願犧牲性命,台灣的歷史轉型就不可能是革命 路線,而是不折不 扣的改革路線。縱然是如此緩慢,統治台灣達半世紀的威權體制終於還是宣告瓦解 。 正是在這樣迂迴曲折的歷史過程下,轉型正義被提出時,就不可能是勝選者即代表正義。歷史事實證明,勝者即正義 (victory us justice)的思考邏輯並不適 於台灣。為什麼?這裡可以從兩個事實來理解。一是轉型正義的工作在威權體制時期 就已著手進行,一是政黨輪替成功的綠色執政,其權力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舊有威權體制的支撐。

這是台灣歷史最為矛盾之處,但也是政權和平轉移最為關鍵之處。戒嚴時期的終止 ,誠然是在國民黨 執政下正式完成的。解嚴的工作,是執政者迫於形勢不得不採取 的行動。但是,台灣社會之宣告開放,決不可能全然歸功於民進 黨的成立。整個中 產階級的成熟與崛起,使改革願望構成強烈的政治壓力,民進黨只是這股願望的一 個 強化與延伸。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對台灣歷史的改造沒有貢獻,恰恰相反,反對黨的成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。不過,這不能因 為有此重大事件的發生,遮蔽了當時社會力量已經匯聚成形的事實。所謂社會力量,是指中產階級、勞動階級、原 住民族群、女性族群,都在台灣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下而形成強大改革願望。國民黨縱然是被迫實施解嚴,畢竟是第一個政黨完成初 步的歷史轉型。這當然是相當嘲弄的一個歷史事實,因為加害者與解放者的角色,都同時由一個政黨來扮演。然而, 正是這個行動,成功化解台灣社會的革命危機。台灣因此沒有發生像韓國或菲律賓式的激烈政變,同時也就沒有發生像第三次世界 式的流血建國運動。

然而,歷史的嘲弄並不止於此。強人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去世後,竟然是由台籍的 、有過社會主義信 仰的李登輝來繼任。李登輝是以國民黨黨員身分,加速歷史轉型 的工作。一九九○年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,國會全面改選;一 九九二年正是以總 統身分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公開道歉,不僅提出事件研究報告、建碑、賠償、公 佈 史料的工作也同時著手進行。一九九四年實施省長選舉,一九九六年完成史上第 一次總統選舉,二○○○年以和平方式順利達成政黨 輪替。這些事實放在台灣歷史脈絡來考察,可以發現每個改革的行動,縱然有其時代限制,卻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。沒有這些民主鋪路的工作,台灣就不可能見證綠色執政的出現。

如果不釐清這些歷史事實,則所有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就是不正義。

綠色執政在到達目標,還有太多嘲弄的歷史事實持續發生。民進黨自一九九○年參 加國是會議以降, 就不斷與李登輝展開直接間接的政黨合作。從策略上來看,民進 黨確實是利用李登輝的權力來壯大勢力。從政黨政治的層面來 看,反對黨與執政黨 其實是建立了細緻幽微的共謀關係。

民進黨內部在九○年代曾經釀造一股明顯易見的「李登輝情結」。在特殊的歷史條 件下,民進黨以在 野身分支持執政黨領袖的政策,應是可以理解。尤其是在總統直 選的議題上,在野黨與執政黨合作之密切,幾乎已是到了露骨的 地步。這樣說,並 不在指控這是違反政黨倫理。這只不過又證明台灣歷史的嘲弄性格。當民進黨以改 革 者自居時,已經徹底忘記國民黨曾經從事過的政治改革。不獨李登輝有總統直選之議,在其黨內還有無數黨員支持這樣的改革。如果 有所謂本土化或政治改革的歷史轉型,則無需等到政黨輪替之後才開始實踐,從七○年代蔣經國「往下紮根,往上 結果」的政策,到八○年代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期間,整個轉型的格局就已初步建立。李登輝從事改革開放的權力來自何處?嘲弄的歷 史給予的答案是,他的權力完全建在被民進黨妖魔化的威權體制之上。

民進黨與李登輝合作,李登輝與威權體制合作,這些事實恰恰彰顯了台灣歷史的複 雜與矛盾。加害 者、解放者、改革者之間的權力與利益,確實有太多重疊之處。這 種犬牙交錯的歷史過程,正是戰後台灣民主罕見的特質。合法漸 進民主程序的優點 在於去除了一切革命冒進的可能因素;它的缺點是,所有改革者竟然無可避免都是 威 權體制的受惠者,縱然其中有過太多人受害。台獨的建國運動者,既未選擇流血革命,也未選擇犧牲性命,則這種歷史轉型的完成, 遂以最符合各方願望的形式實現。


民主使對敵轉化成對手


今天綠色執政及其支持者開始提出轉型正義的議題時,似乎說明了台灣民主進程又 進入一個新的階 段。不過,現階段有關轉型正義的討論者,並未優先釐清歷史真相 ,就性急地追究過去威權時代的政治責任。以遮蔽歷史的方式, 把自己裝扮成正義 使者,這種做法並不符合正義的原則。

如果現在的執政者,曾經在民主運動過程中與威權體制有過共謀關係,那麼,在議 論轉型正義時就有 必要給予確切的內容與定義。更為恰當的說,綠色執政本來就不 是以革命起家,它本身絕對不是革命政權。稍早所提的歷史事實 倘然可以接受,則 民進黨在討論轉型正義時,就不能把自已塑造成革命者的角色。既然沒有透過革命 的 手段,而是依賴選票的民主程序獲得執政,民進黨對於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就必須概括承受。和平改革的路線,是執政黨與反對黨 之間彼此取得共識後而抉擇的。

在二○○○年政黨輪替之際,曾經有過一幕極其動人的歷史鏡頭。那就是李登輝以 國民黨主席身分做 全國巡迴演講,呼籲國人必須接受政權和平轉移的事實。陳水扁 與民進黨能夠順利從事權力繼承,台灣社會在那段過渡時期沒有 發生嚴重動亂,乃 是得力於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默契與合作,尤其得力於李登輝對民主政治的深刻 體 認。

然而,今天的民進黨在看得歷史時,往往以二分法的思考方式做偏頗的詮釋。對民 進黨來說,凡是改 革都屬於綠色執政,凡是反動都屬於藍色時期。這種歷史態度, 不僅沒有帶來更多的和平,反而為台灣社會創造更多分裂。國民 黨的改革縱然已經 遲到,以致來不及挽救其既倒的命運,但不能因此就完全抹消曾經投入改革的種種 努 力。泛藍的支持者,絕對還保留著其所認同政黨的改革記憶。今天民進黨否定國民黨在過去為民主改革的努力,幾乎也就是在抹消泛 藍支持者的改革記憶。這種擦拭歷史記憶的粗暴手段,無疑是傷害了泛藍支持者的情感。

台灣民主運動並不濫觴於黨外運動。五○年代以降,就有無數的地方領袖與鄉紳以 無黨無派身分投入 選舉運動,卻因此遭到國民黨的誣衊,判刑的判刑、入獄的入獄 。在同樣的時期,也有不計其數的知識分子因表達政治意見,被 國民黨以冤案錯案 假案的指控予以審判監禁。這些和平改革者,是形成民主運動傳統的奠基者。然而 , 其中除了少數幾位被視為歷史明星之外,其他先驅早已被民進黨劃入遺忘的行列。建立在這樣的歷史失憶症之上,民進黨刻意把自己 形塑成為民主運動僅有的奉獻者。事實上,即使是歷史明星如余登發與黃信介,也漸漸遭到權力追逐的民進黨淡忘。 對於民主傳統的擘建者尚且如此健忘,則對於李登輝時期的改革進步也就更理所當然地失憶了。

權力在握的民進黨,如果要思考轉型正義的問題,就必須承認和平改革是台灣民主 的主要傳統。民主 越深化,歷史意識就越清晰可見。在威權時代,統治者與反對者 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敵我矛盾的對敵(enemy)。在民主時 期,執政者與反對者之間 的關係則轉化成為內部矛盾的對手(rival)。依據民主傳統的原則,民進黨必須 把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,包括族群衝突與統獨矛盾,視為和平改革的重要一環。由 於民主改革是台灣 社會必然遵循的道路,民進黨應該意識到本身並不可能永遠壟斷 執政的地位,更應該意識到民主政黨輪替的可能到來。歷史證 明,反對者以什麼民 主方式取得政權,也必將以怎樣民主方式遭到取代。在追求轉型正義之前,綠色政 府 有其一定的義務去處理族群衝突與統獨矛盾,不應容許這些歷史問題繼續滋長蔓延。過去威權體制的瓦解,有一重要原因乃在於沒有 能力解決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。綠色執政的崛起,就是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曾經許諾將為台灣社會帶來和平。

綠色執政既然是一個民主政府,就必須遵循民主政治的邏輯來兌現曾經提出的許諾 。然而,六年來執 政的事實顯示,民進黨政府終於還是欠缺智慧,無法把過去零和 關係的對敵轉化成為民主競爭的對手。綠色執政似乎已培養一種 脾性,習慣於把政 治責任推諉給過去的威權體制,或是指控現在的在野黨;本身應該創造社會和平的 能 力,至今卻還沒有展現出來。民進黨不能帶來和平,則人民為什麼要把權力託給它?既要掌握最高權力,又要規避政治責任;這樣 的姿態,不要說沒有立場贏得全民信任,即使是談論轉型正義也完全喪失資格。


以「共業」史觀處理轉型正義


綠色執政既然不是一個革命政權,那麼在民主程序下,民進黨就必須概括承受歷史 遺留下來的問題。 確切一點來說,民進黨並不是「推翻」國民黨,而是「繼承」國 民黨而取得權力。民進黨的合法性不是自我形塑的,而是經過國 民黨政府的加持。 這樣說,可能會觸怒綠色支持者,然而考察民主歷史的演變,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。 從歷史來看,國民黨誠然是推翻滿清而奪得權力,它確實是一個革命政權。同樣的,共產黨也是以槍桿子奪得政權,它的革命性格可 謂鮮明強烈。但是,民進黨絕對不是革命政權,而是以爭取選票的方式繼承國民黨的法統。

台灣人民以選票決定讓國民黨下台,基本上已經優先執行一次實質意義的轉型正義 。國民黨因為貪污 腐化,因為威權統治,因為改革過遲,已經受到民主機制的嚴重 裁判。面對這種權力淘汰的事實,國民黨以和平方式把政權轉移 給民進黨,可以說 為民主傳統立下典範,也為日後政黨輪替的制度樹立模式。也許國民黨輸得很不甘 心, 但是政權和平轉移的道路卻是由它舖成的。縱然它是失敗者,對民主制度貢獻的正面意義,在歷史上應是值得大書特書。

民主傳統的建立,必須依賴各種不同的條件相互配合才能順利完成。民進黨在勝選 之餘,從來沒有給 國民黨的政權和平轉移確切肯定,反而把一切功勞都攬在身上, 這不是勝利者的風度。被妖魔化的國民黨,確實在掌權時期有過 無可容忍的統治手 腕,但至少,表現在權力接班的程序應該得到恰當的肯定。更清楚地說,國民黨也 為 台灣民主創造一個符合民主規格的歷史條件,使得權力傳承沒有發生斷層。

就民主程序來看,民進黨的任務並非只是單純地繼承權力,還必須繼承尚未解決的 歷史問題。國民黨 於歷史格局的限制,過於耽溺在權力的掌握,未及建立民主、自 由、公平的普世價值。國民黨也同樣是由於欠缺開拓政治視野, 過於相信威權體制 的方便,遂造成太多人權迫害的苦痛記憶。民進黨是在歷史條件已經成熟的情況下 接 班,自然累積充分智慧去完成國民黨的未完成。蔣經國晚期與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改革企圖,後來都成為民進黨權力接班後的改革雛 型。

轉型正義的追求,應先認清這樣的歷史真相。民進黨不能因為只是勝選,而且是以 些微票選的差距勝 出,就理所當然認為正義完全站在它這邊。何況,今天的掌權者 都不是民主運動第一世代的受難者。美麗島時代的受難者,為正 義而奮鬥,也為正 義而犧牲,由他們來討論轉型正義絕對是恰如其分。但是,阿扁這個世代,固然為 受 難者辯護過,基本上卻是民主運動的受惠者。在歷史真相之前,當權的阿扁世代應該承認,他們既是國民黨改革工作未完成的繼承 者,也是民主運動未完成的繼者。從這樣的歷史角度來看,現階段的綠色執政把正義據為己有,這種傲慢態度本身 就是不正義。

依賴選舉的遊戲規則而崛起的民進黨,在奢談轉型正義之前,應該要主動去創造正 義。具體而言,如 果綠色執政在改革方面並沒有比李登輝時代做得更廣泛更深刻, 正義就不可能站在民進黨這邊。如果阿扁世代的改革理想,沒有 超越美麗島世代民 主運動的奉獻精神,正義也不會輕易落在他們身上。清楚的事實已經證明:雙重受 惠 的民進黨,不僅淡忘了美麗島世代的受難記憶,而且也開始對執行和平轉移的李登輝進行不禮貌、不公平的批判。這種刻意的健忘 症,也絕對是屬於不正義。

國民黨留下來的許多舊制度,如果民進黨的公職人員也繼續享用,例如國務機要費 與特別費,就不能 一味指責威權時代的不正義。民進黨沒有對過去的陋規進行改革 ,其實已經對正義構成強烈的諷刺與傷害。

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到來時,綠色執政傾全黨之力集中討論事件對台灣社會的傷害 ,阿扁在紀念演說 中公開指責蔣介石是元兇。然而,一夜之間,全黨又被選舉議題 吸引,再也沒有人談二二八了。這種把歷史悲劇拿來做為政治人 物消費的做法,對 當年的受害者是很大污辱,更是完全偏離正義的立場。表面上,民進黨藉此歷史事 件 大談轉型正義;事實上,最大作用在於燃燒選民悲情意識,以達到選舉造勢效果。把二二八事件與總統大選綁在一起,這種策略,既 沒有紀念,也沒有和平,更沒有正義。

無論是二二八事件,或是白色恐怖事件,或是其他政治案件,都是構成台灣幽暗歷 史的一部分。所有 這些受害的事件,是台灣人民的共同記憶。刻意把這樣的共同記 憶突化成為特定族群的受害,正好說明我們並沒有真正記取歷史 教訓。在和平日紀 念二二八事件,一方面是為了追求真相,一方面則是為了尋求和解。指控蔣介石是 元 兇之餘,阿扁總統沒有隻字片語提到如何使社會內部的族群和平共處。去蔣、改名之後,綠色執政並未提出積極的方案讓每位公民能 夠相互尊敬、相互和解。彷彿只要由國家元首宣佈事件元兇之後,就完成轉型正義。如此廉價、輕忽的正義,又是 非常不正義。

事件的創傷既是全民的共同記憶,在和平日從事紀念活動時,就應該考慮到所有族 群的情感。不要以 為綠色選民才是受害者,元首的演講只是一味對著特定支持者說 話。這種偏頗的立場,等於是宣示受害的歷史記憶是某一族群的 特殊印記。元首為 他們蓋章背書之際,已經把另一族群排除在歷史記憶之外。外省族群在一九四九年 隨 著流亡潮飄流到台灣時,就莫名其妙承擔了一九四七年事件的原罪。他們從未經歷過事件,卻無端被迫與本省族群站在對立面。威權 時代沒有恰當處理這個問題,民進黨就有義務在這問題上積極去解決。

把台灣所有族群都視為事件的共同受難者,才是建立歷史共識的恰當途徑。因為在 事件的陰影下,社 會內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苦痛。轉型正義除了表現在 立碑紀念與立法賠償之外,應該讓所有族群都從悲情中解放出 來。因此,在看待歷 史時,把事件的苦難當做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,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。

在共業歷史觀的基礎上,各個族群可以建立共識與共生。共識是導向去建構文化認 同,而共生則是協 助建構文化主體。二二八事件如果是台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而各個族群是構成台灣社會不可分割的一環,則回顧歷史受害事 件時,應該要視同 每個族群都同樣受害。除了少數政客對這樣的事件漠不關心或冷言譏刺,社會內部 的 每位成員都會對事件的教訓抱持敬謹敬畏之心。通過事件的反省,使每個族群都融入歷史的氛圍。政治理念也許可以劃分藍綠,但是 把歷史受害轉化成為共同記憶,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社會。倘然在和平紀念日能夠藉歷史力量促成族群 和解,文化認同也才有可能因此而建立起來。

歷史的轉型是如此緩慢,從威權時代到民主開放,已經走過百年的時間,縱然歷史 階段的轉化時何等 遲緩,但整個社會之追求解放終於還是無法抵擋。從蔣介石到蔣 經國時代,戒嚴體制畢竟已是告終;從蔣經國到李登輝時代,動 員戡亂時期終究宣 告結束;從李登輝到陳水扁時代,政黨輪替的民主機制也還是成功建立起來。每個 歷 史階段從未發生過革命或政變,因此權力繼承也從未發生斷裂。從台灣戰後的政治史來看,這是一個相當可貴的傳統,也是很重要的 文化資產。不需經過兵刃流血,就可使整個社會從威權體制轉化成為民主體制,這種現象放在第三世界的經驗來參 照的話,是相當罕見的歷史演變。島上住民的民主願望與和平期待之強烈,於此獲得印證。違背這種願望和期待的執政者,不僅不符 正義原則,還將受到歷史的審判。

今天才開始討論轉型正義的問題,不能不說已是遲到。究其原因,在於歷史轉型的 過程過於冗長,同 時加害者、解放者、改革者之間的角色有太多混淆重疊之處,以 致談到正義時,客觀條件往往不夠充分。綠色執政在短短六年之 內就立即出現貪腐 的可憎行為,更使正義精神受到嚴重損害。當正義原則變的千瘡百孔時,轉型正義 的 議題也就變的荒謬諷刺。

轉型正義當然還是可以欲求的,但是執政者必須優先為自己創造正義的條件。尤其 應該優先從事和平 改革的實踐。改革越深化,正義的基礎就越堅固。執政者還未到 達正義的原則之前,任何有關轉型正義的處理,如果不是早熟, 便是早夭。更重要 的是,轉型正義建立的目的並非只是譴責或懲罰過去的歷史,還更進一步尋求社會 內 部的和解;不僅如此,執政者必須為自己找到建立正義的據點,使轉型正義成為全民共識,也使台灣從此掙脫歷史的枷鎖。


《思想》第5期2007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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